陈望道1935年在桂林师专的红豆院
陈望道儿子陈振新（中）、儿媳朱良玉（左一）
家中客厅内有一个一人高的四格椭圆形玻璃橱柜，望着玻璃橱柜底层中一个白色瓷盘里那十几颗暗红色的红豆，想起父亲望道先生曾告诉过我们：“这些红豆，是我从广西带回来的。”不由得打开了思念的闸门，几十年前那一幕幕都呈现在眼前。
1931年望道先生时任复旦中文系主任，为了保护一位左派学生得罪了学校当局，不得不在那一年离开了复旦。此后的三年时间里，先后蛰居在上海寓所写书、与鲁迅先生一起开办大江书铺出版进步刊物。1932年《修辞学发凡》一书在大江书铺出版，继而他还搞翻译，参与抗日的救亡运动，到安徽大学讲课。由于当时的形势，1933年大江书铺和《太白》期刊被迫停业。1934年去安徽大学讲课，特务如影相随，甚至还会出现在教室里。遇到这种情景望道先生就会改用英语讲课，特务因听不懂只能无奈离开。望道先生不仅受到汪伪特务的监视，还上了汪伪特务的黑名单。为了避开特务监视和暗害，他很想离开上海一段时间。
就在这种情况下，1935年夏，广西桂林师专向他发出了邀请。望道先生在接到邀请函后慨然应允。从上海到桂林的交通十分不便，要辗转水陆两路，旅途非常艰辛。8月，望道先生带上小弟陈致道和学生夏征农、祝秀侠、杨潮等一起去了广西。
那时的广西，因李宗仁、白崇禧与蒋介石闹矛盾打出了“抗日、反蒋”的旗号，实施所谓“礼贤下士的开明政策”。刚刚接管广西桂林师专教务工作的陈此生，为继承艰苦朴素的学风，培养更多的爱国人才，决定邀请陈望道、邓初民等进步学者到校任职。陈此生原来并不认识父亲，经中山大学地下党的推荐才慕名向他发出了邀请。
当年的广西桂林师专位于桂林南郊的雁山公园，原是清代一位乡绅的别墅，民国成立后归公，又名西林公园。园中有山、洞、溪流、湖泊，还有参天的相思树……整个建筑很像是“大观园”的一角。学校为安排好陈望道、邓初民等一批教授的生活，特地建造了两栋具有民族风格的楼房给他们居住。两栋楼房为木结构，看似二层楼房实为平房。因为离地数尺的一层是为防蛇、虫之类的木柱子。楼的中间为宽敞的客厅，两边有住房数间，均为两室套间。前后窗棂都安装上明亮的玻璃，四周走廊绕以绿色的栏杆，典雅而朴素。
望道先生住的这栋楼房建在山麓的绿树丛中，地势颇高，面对着明净的碧云湖。湖滨为一石铺小路，路旁长有多株浓阴蔽日的相思树，每当秋风吹起，红豆便散落一地。如唐朝诗人王维“相思”所云：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釆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也许因为这个原因，多情的男女常在秋风吹起红豆散落之时来此寻觅红豆，以寄相思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父亲他们入住该楼后即给它取名“红豆院”。命名一经传出，不胫而走。原来无名的岩洞和流贯雁山公园的一条清溪，也被称作“相思洞”“相思江”了。
望道先生来到桂林后，发现30年代的桂林，文化领域充满着封建迷信，陈腐的文言复古思潮时不时泛起残渣。他在1935年10月的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《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》演讲。他认为应该从极平常的地方去发动，从特殊的地方去注意它们。他说：“我们常说反封建，并不见得会有封建这个东西走出来给我们反对，有些人开口说工农，但是当我们真正提倡的时候，有人却会出来反对。文言文是充满封建意识的，会有非常浓厚的封建色彩。”继而他又说：“在男女关系方面，过去是很注重片面的道德，无论什么事情男子不对总要罪归于女子，在人们的头脑中明明还有一个无形的很黑暗的闺房存在。不要笼统地观察，否则许多封建的东西，摆在我们面前都不认识，还说什么反封建？”一场反封建的斗争就这样在师专校园打响了。
望道先生来到桂林后，发现《桂林日报》特别转载并大肆渲染《南熏序》。这份校刊序言，不仅思想内容十分陈腐，文字也别别扭扭，实际上是对新文化的一种示威和挑战。望道先生指导学生撰写短文予以一一批驳，师生称这场“文白之争”为“打封建鬼”。
在望道先生与陈此生的倡议和支持下，桂林师专还创办了一份《月牙》校刊，由望道先生的学生夏征农主编。该刊密切配合当时国际、国内形势，办得极有生气，不但活跃了师专的政治空气还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。
除此之外，望道先生还亲自导办了由他命名的《普罗密修士壁报》，希望师专的每位同学都能成为敢于斗争、敢于坚持真理和正义的普罗密修士。他还积极扶植和倡导话剧，成立了“广西师专剧团”，先后举行了两次盛大的话剧公演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，起到了播种和开拓的作用，推动了桂林乃至广西的话剧运动。
“红豆”记住了望道先生来到桂林后所发生的一切。他不但开拓了桂林师专的文化新局面，还展示了个人浓郁的生活情趣。课余，他常去小溪游泳、划船，傍晚来到院子里散步、赏花；逢上周末节日，或是与师专师生结伴去城里小酌，或是在“家”自己动手改善伙食。当年，他还能做一道拿手的名菜“神仙鸡”。先用黄酒将鸡浸泡多时，并佐以葱姜等调料，然后送入炉内将鸡慢慢烩熟。此时，鸡的全身呈金黄色，香气扑鼻、鲜嫩可口。
1936年下半年广西师专合并到南宁广西大学文学院后，望道先生等人也曾到南宁短暂任教。但此时学校受到桂系势力的直接控制，政治上日益转向右倾，进步师生极大地受到抑制，望道先生这样的进步教员再也无法在广西继续任教。
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，望道先生辞去了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职务回到上海，红豆也随他一路颠沛流离来到上海。回到上海后，望道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上海文化界联谊会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1938年又发起成立了上海语文学会，创刊了《译报》副刊《语文周刊》和参加了地下党创办的“社会科学讲习所”。
1939年，敌伪势力入侵租界，由于父亲频繁从事抗日活动，他的名字再次被列入黑名单，但他不顾一切，仍然发起举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规模中国语文展览会，坚持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字改革宣传。1940年秋，望道先生为避免汪伪特务的迫害，从上海经香港辗转到抗日的后方重庆，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，他珍惜的红豆也来到了重庆。1941年望道先生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代理系主任，次年出任新闻系主任。为了办好新闻系，他提出了“宣扬真理 改革社会”的办系方针和“好学力行”的系铭，并在抗战十分艰难的条件下，冒着盛夏酷暑亲自募捐筹资创办了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。在新闻馆的收音室，同学们可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，新闻系成了复旦的“小延安”。望道先生还自任“复新社社长”，支持学生办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。在他的领导下，短短几年新闻系有了很大的发展。1946年抗战胜利后，望道先生随复旦大学返回上海继续担任新闻系主任。他珍爱的红豆又从重庆回到了上海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望道先生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主任委员和复旦大学校长，主持复旦大学工作长达27年，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事业挺身鼎力、呕心沥血，成就了复旦的辉煌。
望道先生多年来居无定所，但始终带着他心爱的红豆，也许这红豆对他而言已经不仅仅是相思之物，它满载着望道先生终生不渝的信仰，充满着他对党组织不离不弃的思念，饱含着千万个像他一样历经灾难、饱受列强欺凌的人才有的“重生感”，也包含着对旧中国艰辛生活的难以忘怀。
父亲离世后“红豆”就一直存放在家里，至今已过去四十几年了。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希望哪一天有机会追寻着父亲的足迹，去广西师专一次。
2019年8月18日，我们来到广西师大，并与广西师大的相关领导、专家召开了座谈会，后又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寻访了当年的红豆院、相思洞和碧云湖等旧址。遗憾的是，碧云湖路旁的相思树如今只剩下一株了。
广西师大党委宣传部和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领导告诉我们，为了纪念望道先生为广西师专作出的贡献，现今的广西师范大学不仅有望道剧社、望道记录社、望道读书社和红豆小馆等实体，校园内还有以望道先生名字命名的望道路。根据广西师大文学院黄伟林教授的要求，我们捐赠了两颗父亲当年从广西带回的红豆，拟在博物馆展出。人们将永远铭记“红豆”的故事和望道先生早年为广西师大作出的贡献。
家中的这几颗红豆，寄托着我们对父母无限的思念，也激励着我们学习先贤。作为望道先生的后人，我们定要在党的教导下尽力做到：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，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