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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词曲家万树咏红豆词、赋

拂砌青荫
垂檐绛荚
暖风薰坼
串煎珊珠
琤琤点苔石
鹦哥啄雨
衔不去诘多香粒
珍惜
谁唤小梅
僭红儿名色

其荫也如槐之敷
其结也如豆之腴
其荚维绛
其实则朱
其色炜炜然如屑南海之珊瑚
其质磊磊然如采合浦之明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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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忆|红豆寄相思——忆父亲陈望道

来源:《新民晚报》 2022年10月23日第24版    作者:朱良玉(陈望道儿媳)    发布日期:2023-01-19 20:13:21

 
1937年父亲从广西带回的红豆

     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”

       家中客厅内,有一个一人高的四格椭圆形玻璃橱柜,橱柜底层中,一个白色瓷盘里有十几颗暗红色的红豆,几十年来,家几经搬迁,但这些红豆始终随家而行,它们有什么特别吗?

       是的,它们很特别,它们饱含着我们的无限思念——父亲望道先生生前曾告诉过我们:“这些红豆是从广西带回来的,它坚硬不褪色,伴随我几十年了……”睹物思人,每次看到它们,就会想起父亲。自从1977年10月29日父亲永远离去,至今已将整整45年,打开思念的闸门,父亲数十年间点点滴滴的经历,一幕幕仍在眼前。



1933年父母亲合影

       相思因情深

       1930年,父亲与母亲蔡慕晖举行了一场简单、文明而又浪漫的婚礼:既不放鞭炮,也不设宴席,而是在东阳蔡宅乐顺堂正中悬挂上孙中山的遗像,桌上放着红烛、鲜花和两张彩色花纹的结婚证书,在风琴的伴奏下,几位学生唱起歌曲,婚礼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。

        父亲与母亲自由恋爱而结合,婚后夫妻恩爱,感情笃厚。1933年9月父亲去安徽任教,11月从安徽大学回到上海,回到妻子身边。短暂的相聚难分难离,他俩摄影留念,望道先生还在其中一张照片背面写道:“菊花时节望道从安徽回到上海看慕晖,两人纵谈今前今后事历七日不倦,仿佛我们始恋时。临别尚觉谈得未畅,摄此留念。1933年11月24日,望道补于安徽大学文学院。”

       1935年父亲辗转去了广西,8月,母亲被公派前往美国留学,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,1937年回国。他俩一直是聚少离多,1944年,母亲因太久没收到父亲的信件,实在放心不下,也赶去了重庆北碚。1946年与父亲一起返回上海,在震旦大学外文系任代理系主任。1952年,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来到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。

       母亲对望道先生照顾无微不至。好多年后,父亲仍带着歉意告诉我:“每次我吃苹果,你婆婆总是吃苹果皮,还说皮的营养价值高。”母亲1962年患脑瘤,在华山医院手术,1963年身体逐渐恢复,父亲陪同她去青岛疗养时,发现她非常喜欢百日红(紫薇),返回时购买了好多紫薇小树苗带回上海,分别种植在去学校的国年路两旁和校园内,还种了两棵在九宿舍51号庭院内。

      1964年母亲因医治无效驾鹤西去。后来我们每次陪同父亲一起散步,他必定先会默默地伫立在家门口的紫薇树前许久……

       父亲多年来养成很少显露的性格,但每到此时,我就能深深领悟到,这是他表露出的对妻子无尽的难以忘怀的思念。就像母亲对他的评价:“他这人像个热水瓶,外面摸着冷冷的,里面可热着呢!”


 


1935年父亲在广西“红豆院”

       雅居“红豆院”

       1931年,望道先生时任复旦中文系主任,为了保护一位私自敲响校钟的左派学生,得罪了学校当局,学生没有被开除,他却不得不在那一年离开了复旦。

       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,望道先生去安徽大学讲课,人还没到安大,反动传单“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赤色分子要来安大宣传啦”已早早先至。父亲到校后问校方:“你们怕不怕?如你们怕我马上就离开。”虽然留下了,可特务如影相随,甚至还出现在教室里。遇到这种情景,望道先生就会改用英语讲课,特务因听不懂只能无奈离开。

       为了避开特务监视和暗害,1935年夏,当广西桂林师专向陈望道先生发出邀请时,他慨然应允。当时,刚刚接管广西桂林师专教务工作的陈此生,为继承原已建立的艰苦朴素学风和研读马列主义的传统,为广西培养更多的爱国人才,决定邀请陈望道、邓初民等进步学者到校任职。8月,望道先生带上小弟陈致道和学生夏征农、祝秀侠、杨潮等一起去了广西。

       广西桂林师专位于桂林南郊的雁山公园,原是清代一位乡绅的别墅,民国成立后归公,又名西林公园。园中有山有洞,有溪流湖泊,还有参天的相思树。学校为安排好陈望道、邓初民等一批教授的生活,特地建造了两栋具有民族风格的楼房。两栋楼房全部为木结构,看似二层楼房,实为平房,因为离地数尺的一层全是防蛇虫的木柱子,只有二楼能住人。

       楼的中间为一宽敞的客厅,两边有住房数间,均为两室套间。前后窗棂都安装上明亮的玻璃,四周走廊绕以绿色的栏杆,典雅而朴素。楼房建在山麓的绿树丛中,地势颇高,面对着园中明净的碧云湖。湖滨有一条石铺小路,路旁长有多株浓荫蔽日的相思树,每当秋风吹起,红豆便散落一地。每逢这个季节,多情的男女常在红豆散落之时来此寻觅红豆,以寄相思。

       望道先生也特别钟爱这红红的果实,因此,给所住的楼取名“红豆院”。命名一经传出,不胫而走。原来无名的岩洞和流贯雁山公园的一条清溪,也被称作“相思洞”“相思江”了。也就是在这里,父亲采集了这些陪伴他之后岁月的红豆。


 


《月牙》创刊号


父亲(后排右三)与好友在桂林合影

       桂林播“种子”

       望道先生来到桂林后,发现那里的文化领域充斥着封建迷信,陈腐的复古思潮时不时泛起残渣。他在1935年10月的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《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》的演讲,说:“我们常说反封建,并不见得会有封建这个东西走出来给我们反对。”他认为,应该从极平常的地方去发动,从特殊的地方去注意,“不要笼统地观察,否则许多封建的东西,摆在我们面前都不认识,还说什么反封建?”一场反封建的斗争就这样在师专校园打响了。

       当时桂林中学一份名为《南熏》的校刊刊载了一篇用骈体文写的《南熏序》,《桂林日报》特别转载并大肆渲染此文。这篇文章不仅思想内容十分陈腐,文字也别别扭扭,实际上是对新文化的一种示威和挑战。望道先生指导学生撰写短文予以一一批驳,师生称这场“文白之争”为“打封建鬼”。

       在望道先生、教务长陈此生的倡议和支持下,桂林师专创办了一份《月牙》校刊,由望道先生的学生夏征农主编。该刊密切配合当时国际、国内形势,办得极有生气,不但活跃了师专的政治空气,还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。

       除此之外,望道先生还亲自指导创办了由他命名的“普罗密修士壁报”。他还积极扶植和倡导“话剧”,成立了“广西师专剧团”,先后举行了两次盛大的话剧公演,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

     “红豆”目睹了望道先生在桂林播撒新文化种子的这一切。望道先生不但开拓了文化新局面,而且展示了他那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的点滴。每当课余,他们会常去小溪游泳、划船,傍晚到院子里散步、赏花;逢上周末或者节日,师生们或是结伴去城里小酌,或是在家自己动手改善伙食。当年,望道先生还能做一道拿手的名菜“神仙鸡”:先用黄酒将鸡浸泡多时,并佐以葱姜等调料,然后送入炉内将鸡慢慢烩熟,鸡身呈金黄色,香气扑鼻,鲜嫩可口,传为美谈。
 



1952年父亲(前排右二)与新闻系教师合影

       辗转办教育

       1936年下半年,师专合并到南宁广西大学文学院后,望道先生等也来到南宁短暂任教。但此时,学校受到桂系势力的直接控制,政治上日益转向右倾,进步师生极大受到抑制。1937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,望道先生辞去了中文系主任的职务,回到上海,红豆也随他一路颠沛流离来到上海。

       望道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上海文化界联谊会,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1939年,敌伪势力入侵租界,由于望道先生频繁从事抗日活动,他的名字再次被列入黑名单,但他不顾一切,仍然发起举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规模中国语文展览会,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字改革宣传。1940年秋,他从上海经香港辗转到重庆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,1941年出任新闻系代理系主任,次年任新闻系主任。他提出了“宣扬真理,改革社会”的办系方针和“好学力行”的系铭,并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,冒着盛夏酷暑,亲自募捐筹资创办了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。在新闻馆的收音室,同学们可以收听延安新华广播,新闻系成了复旦的“小延安”。望道先生还自任复新社社长,支持学生办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。

       1946年抗战胜利后,望道先生随复旦大学返回上海,继续担任新闻系主任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望道先生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主任委员,1952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,主持复旦大学工作长达27年,为高等教育事业挺身鼎力、呕心沥血。

       望道先生多年来居无定所,但始终带着他心爱的红豆。也许,这红豆对他而言,已经不仅仅是相思之物,而是满载着父亲终身不渝的信仰。
 

 


1974年我们与父亲在复旦九宿舍51号门前合影      

       信仰在传承

       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,希望哪一天有机会能追寻父亲的足迹,去原“广西桂林师专”一次。2019年8月,我们如愿了,并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寻访了当年的红豆院、相思洞和碧云湖等旧址。遗憾的是,相思树只剩下一棵了。

       广西师大的负责人告诉我们,为了纪念陈望道先生,现今的广西师大不仅有望道剧社、望道记录社、望道读书社和红豆小馆等,还有以陈望道先生名字命名的望道路。根据广西师大文学院的要求,我们捐赠了三颗父亲当年从广西带回的红豆。

       漂泊数十载的红豆“回家”了,可是它们的主人,早已不在了。

       1976年,八十六岁高龄的父亲一度病危。虽经抢救挺了过来,但这场大病后,父亲知道以自己的身体状况,也许在世的时日不多了。他用颤抖的手给我们写下了遗言:“振新吾儿、良玉吾媳同鉴:我经常以红灯记的那革命家庭比作我们家庭,目的在于督促你们努力改造思想,刻苦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,提高自己的政治识别能力,争取早日加入党的组织,为党工作。”

       几十年来,父亲的嘱托是我们毕生的追求。2020年,我和我的先生陈振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;2021年,党支部同意接收我们为中共预备党员;如今,经过一年的预备期考察,2022年6月30日,我和我的先生正式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,完成了信仰的传承。

       父亲在遗嘱中还专门提到了他两个可爱的小孙子:“两个孙子聪明、活泼,望你们引导他们,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。”为此,我们对两个孩子各方面从小就严格要求,他俩分别考入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。如今两个孙子已成家立业,重孙也已步入大学之门。

       到今年,父亲离开我们已45年了,“红豆”一直存放在家里,它是父亲坚守信仰、不忘初心的象征,也是寄托着我们对他的无尽思念的信物。这十几颗红豆,时刻激励着我们,要脚踏实地学习先贤,为了国家、民族的初心不变,始终把对党忠诚作为唯一的、无条件的、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崇高胸怀和品质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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