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袋来自南国的相思豆，粒粒鲜红欲滴，这寄托着旅居新加坡女作家方西峰女士对兰台人的深情厚意，也寄托着她对姑苏城的绵绵思念。
2003年3月底，我接到方西峰女士从新加坡打来的求助电话 。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她父亲和河南大学（以下简称河大）的书《河大旧事》，要查实解放前夕河大南迁苏州的一段历史，请求苏州市档案馆提供相关资料。
方女士的父亲方镇中先生，毕业于法国著名的巴黎政治学院，曾任河南大学政治系主任、法学院代理院长、南迁苏州期间的校务委员会主任 。按当时民国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命令，1948年6月至1949年7月河大陆续有4000 余名师生员工及其眷属南迁到苏州，在衣、食、住、行方面均得到苏州各界的大力帮助。方女士随父亲在苏州生活了一年的光景，对苏州人民的深情厚 谊，对温文尔雅的东吴文化 、幽美别致的苏州园林和童年时家庭的温馨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方女士在新加坡旅居的六年中，一直关注新加坡和苏州的合作项目“苏州工业园区”的建设和发展 。尤其是每每听到人们吟咏唐诗《枫桥夜泊》： “……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 ”，她感觉到来自 “姑苏 ”的钟声 ，已经传到了东南亚，传到了全世界……
建国后 ，因极左思想的影 响，大部分随河大南迁的教师学生 回到河南后，被作为所谓“南逃 ”人员受到不公平对待，方镇中先生也未能幸免。1958 年，他被打成 “右派 ”，四个儿女或失学，或去异地工作。第二年，妻子不愿受辱，含冤去世。真所谓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 。“文革”前夕，方镇中从“黑云压城城欲摧 ”的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中，感到人生的无望。为了不影响儿女的前途，他悄悄回到家乡河南唐河，于1968 年去世，被葬在方家村乱坟岗。
虽然方镇中及其他“南逃”人员已得到历史公正的结论，然而河大究竟是数千人的“南迁”还是数百人的“南逃 ”？父亲在苏州做了些什么？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方女士 。方女士原仅是为撰写回忆父亲与河大的文章，查寻其父在河大风雨飘摇 、南迁苏州时的所作所为。随着大量档案资料浮出水面，方女士决定以其父为个案，以河大为主线，探讨中原文化的兴衰，并浓墨书写河大南迁苏州的历史篇章，警示后人尊重历史、尊重人才。
我们翻开一卷卷民国吴县教育局档案，打开一本本《苏报》、《苏州日报》、《苏州明报》等资料，在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里，在张张泛黄的旧报中，找到了河大及方镇中教授和河大师生们在苏州的足迹。
1948年6月，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，国立河南大学作为交战双方的保护重点，毫发未损。不久，接到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指令，迁校苏州。这是很多河大师生无奈的选择。学校经济命脉掌握在南京教育部，作为国立大学不得不听命于政府。1948年6月，河大本部1700余人首批到苏州，被安置在苏州中学等处，另外河大附属之“工高 ”、“护校 ”、“产校 ”、“先修班”学生200余名被安置在旅社。至8月，河大已有3100名师生抵苏。校长姚从吾除“晋省谒教厅长陈石珍，请予设法”外，在苏州召开座谈会，请求各界协助寻觅校舍，以安顿苦难中的莘莘学子。
此时的苏州也处在政治腐败、经济衰退、人民生活困难的情势下，但她仍以博大的胸怀接纳这批颠沛流离、狼狈不堪的河大师生。苏州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，又将河大各院系安排在沧浪亭、怡园 、金城银行仓库、孔庙等处复课。
1949年春节前夕，河大学生断粮，以方镇中为中坚的河大师生代表多次赴南京、镇江筹款筹粮，并动用其故旧同学的关系，以解师生员工及家属的燃眉之急。不久校长姚从吾辞职赴台，另有300名师生出走台湾。虽然校务由教务长郝象吾、秘书长马非白、医学院院长张静吾三人小组负责维持，但与教育部失去联系后，所有经费和学生公费都无着落。生活日渐困难的学生 与河大三人领导小组发生矛盾，吴县政府、吴县商界的帮助也只是杯水车薪。
1949年3月，河大学生自治会在请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后，出面邀请教授会、职员会、工友会等组织负责人协商校政领导问题，民主选举出以方镇中为首的、有进步倾向的教授职员，组成七人“校务维持委员会 ”，学生自治会主席也列为校领导班子成员。 校务会公开财务，控制了局面。近3000名河大人成功地保住了河南大学。即使战火纷飞、生活艰辛、人心惶惶，河大人仍坚持上课，并不断聘请上海、南京等地名校教授如冯友兰、钱穆、汪懋祖、郭绍虞、罗梦册等开讲座、上新课。
一件件、一桩桩，档案资料生动、详尽地记载了河大南迁师生人数、河大在苏州一年的情况以及河大人的爱国情怀。他们坚守在祖国大陆，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而努力。难能可贵的是方镇中等一批著名教授在流亡苏州、去留自由的环境中，热爱学校，难舍故土，毅然放弃到香港、台湾及国外发展的机会，自始至终与学生们一起抵制再南迁，等待苏州解放。
苏州解放后，一部分学生参加苏南公学、苏州地区青年干校学习，在苏州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，一部分参军南下，共1700余人参加革命工作。 1949年5月，河大师生从解放军苏州市军管会手中领取了薪俸，方镇中等进步教授受到苏州市军管会主任韦国清的接见。从此，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商讨着河大回归事宜。这年，在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、韦国清等首长的调遣下，苏州、南京、徐州等地政府提供车辆、渡船，欢送历经一年磨难的河大人回到故里。
苏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丰富充实了河大在苏州的这段历史记录，让我们认识到河大南迁苏州是当时的一种政府行为，是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的结果，绝不是所谓“南逃”师生的个人行为；也让我们看到一大批具有爱国情操和真才实学的黄河儿女出于道义、出于责任，守护着学校，等待着光明， 他们功不可没。
在政治日益文明的今天，我们更应该理智、客观、宽容地看待曾经发生的一切。回忆过去、总结历史，只为悲剧不再重演。《河大旧事》即将出版，它了却了一代河大人的心愿，也可告慰那些冤屈去世的学人的亡灵。
方女士多年的心结解开了，为了感谢我们提供档案资料，也为了寄托对她幼时生活过的苏州的思念，她不远万里从新加坡寄来亲手采频的南国红豆，只因“此物最相思”。
方西峰女士深深体会到档案工作能神奇地解开历史的谜团，再现当年的真实。历历在目的往事使她感慨万千，情不自禁地信手附了一首白居易的词《忆江南》：
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
（作者单位：苏州市档案馆，江苏苏州 215004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