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有无数次的分别，下一站是否还能再见却是一个未知数。也许，这一次的分别就是永别。——题记
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“下海”“跳槽”成为社会热词，深受年轻人追捧和践行。不甘寂寞的我，虽然没有下海经商的基因和本钱，也没有跳槽重新择业的能耐，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躁动，随着大流“跳”了一“跳”。从桂西北的三尺讲坛，跳到了千里之外的粤西北一个叫做竹子之乡的三尺讲坛，依然从事着教书育人的本行。我读师范时的恩师黄丕渊先生听说之后，放心不下，不顾古稀之年，毅然从他的家乡云南昆明乘火车来看我。老先生好似领导一样视察我工作的校园、审阅我的教案本、逢人就征询人家对我工作和人际关系的评价，就差没召开座谈会了。在学校黄校长的家宴上还认了黄校长为本家兄弟，三天之后，他叮嘱我好好工作，然后满意地结束此行返回昆明。
由肇庆到昆明的火车是下午，我便利用上午时间，陪同恩师在星湖游玩。我们在湖堤上漫步，一边欣赏湖光山色，我一边向他讲述宋城墙的历史、包公的故事、端砚的文化和七星岩的传说……正当我滔滔不绝的时候，恩师突然兴奋地快步向前走去，嘴里还抑扬顿挫地吟诵着王维的《红豆》诗：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？愿君多采顿，此物最相思。”原来，恩师发现了不远处一株高大挺拔的相思树，那树干粗叶茂，错落的枝条向四周舒展，巨大的树冠形同一把大雨伞，在和煦的秋风中摇曳，阳光明媚，生机盎然。红豆正是成熟时，豆荚张开，晶莹的红豆现于荚中，一粒粒红豆，色艳如血，形似心脏，红而发亮。恩师兴奋地说：“这就是郭沫若诗中所说的星湖红豆树了！”接着又吟诵郭沫若的诗道：“七星落地上，天柱立中流。山多红豆树，窗对白凫洲。月下开菱镜，云间结彩楼。勾留过一宿，灯火是端州。”霎时，我感到自己先前的滔滔不绝的介绍，在恩师面前简直就是班门弄斧了。
突然，恩师眼睛一亮，竟然在树下发现了两粒鲜艳饱满的红豆，他惊喜地捡起来，放在掌心，那神情犹如拾到了珍珠一样的欣喜。一番把玩之后，他将其中一粒红豆交给我说：“一粒红豆，十分思念。”我把恩师赠送的红豆轻握在手心，同时握住的，是恩师的那份关怀、鼓励与鞭策。
回到学校，我把恩师赠送的那粒红豆放在书架的第二层，坐在书桌前抬头就能看到的地方。每当我伏案工作的时候，看一眼红宝石一样的红豆，仿佛恩师就在身边，他的谆谆教诲又在耳边响起……我与恩师的相识，是在读师范学校的时候，他是我们班的语文教师，也许是我比较喜欢文学，而且语文学习成绩较好的缘故，得到了恩师格外的青睐。周末的时候，他总是把我叫到家里，让我随意翻看他书架上的各种书籍，还给我开小灶，同我讲学校课程没有安排的诗词格律等等。在恩师的悉心教导下，我的语文成绩每次考试都名列全级八个班的榜首，成为同学眼里的骄傲和恩师眼里的自豪。
师范学校培养的目标是小学教师，毕业时，由于我的语文成绩突出，我被破格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，这是与恩师的教导与培育分不开的。虽然毕业离校了，但恩师对我的工作还是时时关心，常常写信过问，我也常常写信向恩师汇报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多年以来，从不间断过。所以，当他听说我离开了原来的学校，跑到广东肇庆来的时候，自然是放心不下，不顾年事已高，务必前来亲眼看一看才放心。
恩师回昆明之后，我们时常通通电话。他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，总在电话那一头重复着注意身体、注意加衣、注意饮食等等，让我感觉到沐浴在我身上的不仅仅是深厚的师爱，还有浓浓的父爱。天有不测风云。去年秋天，恩师的女儿，我的师妹突然打来电话说恩师辞世了，听到噩耗，我如五雷轰顶，一时呆若木鸡，无法呼吸，我感觉到来自心脏深处的疼痛。太突然了，从没听说恩师有病，怎么就这样……师妹说，其时恩师半年前已经生病住院，为不影响我的工作，他不让师妹告诉我实情。恩师走了，来不及告别，永远地离开。我们永远无法再见，多年前的星湖一别，竟成永别。一切猝不及防，一切痛彻心扉！我含泪凝望书架上那一粒鲜艳的红豆，它小小的身躯，却承载着恩师对我的无比关爱，安放着我对恩师的无比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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