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豆所负的盛名，乃是源自王维那首脍炙人口的诗：“红豆生南国，秋来发几枝。劝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在清代赵殿成《王右丞集笺注》中，此诗题作《相思》，而在题解中又提到吴兴凌氏刻本中题作《江上赠李龟年》，可知这首诗原是安史之乱时，眼见旧交零落，不免抚今追昔，借咏红豆而怀念故人之作。
李龟年本是玄宗朝最著名的乐工，曩时于宫中奏《霓裳羽衣》，曾得玄宗的赞赏，又兼出入名公巨卿的府邸，当此名花倾国两相欢的韶华之世，被视作繁盛已极的时代乐音。待到安史之乱后，李龟年流落民间，再次奏起当年的乐曲，而人事皆非，听者不免顿起今昔之叹。《西溪丛语》中有一则笔记，说李龟年于湘中采访使筵席上唱起王维的这首《相思》诗，举座之人遥望玄宗所在的蜀中，面色惨然。李龟年唱罢此诗后，顿时气绝倒地，四天后才苏醒过来。笔记小说之言虽不可尽信，而这番蕴藉于诗中的思旧感怀之情，读来却是再令人惆怅不过的。
因着《相思》诗意温厚，于“相思”二字着力尤多之故，后世往往用来比喻绸缪缱绻的恋情，与诗的本意渐行渐远，而红豆也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文学史中，用来指代恋情最为著名的植物。温庭筠的《新添声杨柳枝辞》里写道：“井底点灯深烛伊，共郎长行莫围棋。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”从唐代起，骰子的幺点与四点用红色来标示，与涂黑色的其他几个数字迥异，于是胡应麟在《少室山房笔丛》里提到这首诗，便议论道：“相思子即今红豆，并四枚嵌一面，则唐时骰子将近方寸矣。”然而这样解诗，未免过于执著物象，古代的骰子多为骨制，飞卿此诗用“玲珑骰子安红豆”极言相思刻骨，妙在出语新奇，是否真的嵌上四颗红豆则无关紧要，诗词到底不是这样用来实指的啊。
到了明代，李时珍更在《本草纲目》里的“相思子”纲目下，记载了一个悲伤的故事，说是《古今诗话》里提到从前有人死在了遥远的边塞，他的妻子得知后，在这植物旁边恸哭而亡，于是就用“相思子”来命名。只是李时珍也不能确定“相思子”到底是哪种植物，于是便有了“或云即海红豆之类，未审的否”这样语焉不详的一笔。
如今被称为“红豆”的植物果实，常见的有两种：一种整颗皆为珊瑚红色，一种一端红色，另一端黑色。这两种都能被串成饰物，各地旅游景点的小摊上常常可以见到，用来表示纪念或定情之意。如此说来，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红豆呢？
唐代李匡乂《资暇集》的“相思子”条内，称“豆有圆而红，其首乌者，举世呼为相思子，即红豆之异名也，其木斜斫之则有文，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。其树也，大株而白枝，叶似槐，其花与皂荚花无殊，其子若扁豆，处于甲中，通身皆红。”可见在李匡乂的眼中，这种“豆圆而红，其首乌者”的相思子才是王维诗中的红豆。
据《中国植物志》，相思子又称相思豆、红豆，别名鸡母珠，拉丁文名曰Abrus precatorius，乃是相思子属的藤本植物，其种子上部三分之二为红色，下部三分之一为黑色，春夏间开花，花朵为红色或紫色的蝶形花冠，到九十月份结果，正合“秋来发几枝”的特点。然则相思子虽然常常用作饰物，却是一种有剧毒的植物种子，非但误食容易中毒，甚至还有将相思子钻孔时，不慎刺伤手指而丧命的例子。
而海红豆虽然也有着红豆的别名，与相思子属的相思子不同，是海红豆属的落叶乔木，拉丁文名Adenanthera pavonina，树高五至二十余米，开白色或黄色的小花，树心暗褐色，质地坚硬而耐腐蚀，常常用来制作支柱或是箱板。种子鲜红光亮，并没有相思子半红半黑的特点。
将相思子和海红豆加以比对，可知除了这两种豆颜色不同，植株本身的外观也迥异：一为藤本植物，一为落叶乔木。且《资暇集》中关于所谓的“相思子”株干用途和外观的描述，以及“处于甲中，通身皆红”的记载，分明是海红豆的特性。李匡乂无疑是把相思子的种子和海红豆的植株弄混了，而赵殿成在《王右丞集笺注》中沿用了这个说法，于是关于相思子外观的舛误流传愈来愈广，比如日本学者岩崎常正《本草图谱》中的“海红豆”，不仅把海红豆的种子也画上了类似于相思子的黑色边缘，甚至还将本应是落叶乔木的海红豆绘上了蔓性植物的卷须。李时珍在“相思子”中所写的那句“或云即海红豆之类，未审的否”，倒也成了这幅图下笔犹豫、多有谬误的最好注解。由此可见，错将海红豆当作相思子，也算是渊源有自。要根据植物的拉丁文名、特性和图谱加以比对，才能渐渐厘清植物之间的异同。
载录于古文献中的植物，经常会以这种模糊不清、似是而非的面貌出现，而凭借着古籍中不多的线索追根溯源，考订名目，于是就变成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