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容提要：本文考察了唐诗中以“红豆”寄托相思的民俗事象的源流。相思树的传说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爱情故事。唐代李匡乂《资暇集》的有关记载，第一次揭示“相思”与“红豆”的联系，王维则是将“红豆”写入诗的第一人，其后，韩偓、温庭筠等竟相写作“红豆相思”题材的诗。唐代之后，红豆相思风俗的传承，表现在人们对相思子树的栽植、保护，对红豆的采撷、珍藏。此外，“红豆相思”风俗在漫长的传承中还与佛门“结缘”，甚或混杂以民间道术。
关键词： 唐诗 红豆 相思 民俗 事象 传承
凡读过唐诗的人，有谁会忘记王维题为《相思》的那首“红豆”诗呢？
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？
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
读者若问：诗中的“红豆”是种什么样的豆呢？它生在什么样的“南国”呢？什么时候它与人类的“相思”结上了“姻缘”？它具有什么让人们认为最能寄托“相思”的条件呢？作为民俗事象，在上千年的传承中它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？考察其源流，释解其中的文化意味，正是笔者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。
一、“红豆”与“相思”的结缘
中国人是十分重视情感的。“行人难久留，各言长相思”，既是唐人苏李诗句，也是历代民间流传的俗谚。古老的“相思”，既有男女之间的爱情，也有朋友间的友情。王维的那首“红豆”诗，就是写给他的朋友的。原题名为《江上赠李龟年》，《相思》诗名，是后人改的，不过已为后世文坛所认可。
为了记录、反映人类这种强烈的相思之情，于是乎，相应地就产生了“相思文”、“相思引”、“相思曲”、“相思调”、“相思歌”等多种艺术种类。民间生活中更有因相思不得而产生的“相思病”。同时，人类还聪明地在生活环境之中寻找这类情感的寄托物，所以又出现了“相思草”、“相思鸟”、“相思树”等等，并且为这些寄托物的来源都编撰了悲凉而动人的传说。
关于相思树的传说，主要的就有两种。一是晋人干宝《搜神记》中的“韩凭妻”，记(宋)康王夺其舍人韩凭妻何氏，夫妇皆自杀，两冢相望，宿夕之间，冢顶各生大梓木，“旬日而大盈抱，(两树)屈体相就，根交于下，枝错于上。又有鸳鸯，雌雄各一，恒栖树上，晨夕不去，交颈悲鸣，音声感人。宋人哀之，遂号其木曰‘相思树’。”并说“相思之名，起于此也。”① 二是南朝梁人任昉的《述异记》，云:“昔战国时，魏国苦秦之难。有以民从征赴秦。久不返，妻思而卒。既葬，冢上生木，枝叶皆向夫所在而倾，因谓之相思木。……盖相思之流也。”② 这时间上一前一后的两书记载，均把“相思树”的来源，归根于春秋或战国时期已婚的男女之间忠贞的爱情故事。
不过，这两种传说都有缺憾，即对“相思树”的描述不够完善:只说了它的“体”(相就)、“根”(相交)、“枝”(相错)、“叶”(同向)，并没有告知这种树有无籽(子)或实？有什么样的籽(子)与实。换句话说，还没有将“相思”和“红豆”挂上钩、结上缘。
据笔者考察，晋时已有人写到了相思树的“豆”并初步对它进行了描述。晋人左思(太冲)在《吴都赋》中写道:“楠榴之木，相思之树。”与左氏同时代的刘渊林(逵)为其作注时说:
“相思，大树也。材理坚，邪(斜)砍之则文(纹)，可作器。其实如珊瑚，历年不变，东冶有之。”③
这里，“注”明了“相思树”的属性(“楠榴之木”、“大树”)，又说清了它的实用价值(“材理坚，邪(斜)砍之则文(纹)，可作器”)，还讲清了它有“实”及其特色(“其实如珊瑚，历年不变”)，最后还交代了它的产地(“东冶有之”)。大家都知道，所谓“珊瑚”，即是“许多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聚集而成的东西；……多为红色。”④ 产地“东冶”，即《史记》:“汉五年，复立无诸为闽越王，王闽中故地，都东冶”⑤里的“东冶”，也就是今天的福建省的福州市。
晋人刘渊林只说到“相思树”的“实”如珊瑚，就停止了，只差一点儿，就是他没有给红色的“如珊瑚”的“实”，加一个“红豆”的称谓。戳破“实如珊瑚”的相思籽(子)即“红豆”之间这层“窗户纸”的，是唐朝人李匡乂。李在《资暇集》中这样写道:
豆有圆而红、其首乌者，举世呼为相思子，即红豆之异名也。其木斜砍则有文(纹)，可为弹博局及琵琶糟。其树也，大株而白，枝叶似槐。其花与皂荚花无殊。其子若扁豆，处于甲中，通身皆红。李善云：其实赤如珊瑚，是也。
（李匡乂的此段文字极其重要，但前后矛盾，实为流传过程中出现散佚或被人为窜改，有学者在《唐语林》卷八中看到另一段完整的文字，见本网另一篇文章，李晖未能发现这段文字，误认为李匡乂所载之红豆是“其首乌”者，殊为遗憾！此后有不少学者延李晖之误，造成如今对红豆认识越发混乱。——本网注）
这是历史文献上第一次解开了“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”之谜，把“相思”与“红豆”联系了起来。李匡乂是唐代的著名文史学家，而《资暇集》又是他的代表作，历来被学术界评价甚高，说它“以援据典赅见称”⑥，具有“足资考据”的价值⑦。又有同时代“学问博治”学术大家李善的认可，此记载具有相当的可信性。加之有史料记述：李匡乂曾在今福建境内的南漳州作过州守，可推断他是亲眼见过这种“赤如珊瑚”而又“其首乌”的相思子的。
从“举世呼为相思子”描述中，可以窥见唐时以“红豆”寄托相思风俗的盛行，但是，李匡乂只是在书中记述了“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”这件事，并没有把这种“寄托”之俗写进文学作品，而唐代文学作品中首先描绘这一事象的，当推王维的这首《相思》诗，王维是将“红豆”入诗的第一人。
二、“红豆”是红豆树与相思子的统称
细品起来，李匡乂的记载亦有令人不明之处。上面说这种豆“圆而红，其首乌”，所谓“乌”者，就是民间所说的“黑”色；而下面又说它是“通身皆红”，使人难以认定。这样“相思子”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请再看两位历史名人对它的记录——
明人李时珍云：
相思子生：岭南，树高丈余，白色。其叶似槐，其花似皂荚，其荚似扁豆。其子大如小豆，半截红色，半截黑色。彼人以嵌首饰。
清人檀萃说：
相思子：似槐，性耐土，秋花，白色。子如珊瑚，初黄，久半红黑，每树数斛，售秦、晋间妇女为首饰。‘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？劝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’即此木也。⑨
为排除古人对分布荒野植物籽实记载的混乱，这里，我们再引当今植物学界权威著作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对它的表述:
相思子，又称相思藤，相思豆。缠绕藤本。小叶16～30，膜质，花小，淡紫色。荚果菱状，长椭圆形，稍膨胀。种子4～6粒。椭圆形，上部2/3鲜红色，下部1/3黑色。
综合以上古今描述，足可认定:古代“红豆之异名”的“相思子”，应该是体红，“其首乌者”，也就是“半截红色，半截黑色”，是椭圆形。王维的这首诗，据文献记载早期曾题名为《相思子》，无疑说明诗中寄托诗人相思的“红豆”，即是这种“相思豆”（相思子)。今天我们在对它进行深入研究时，必须鉴别和摆脱古人对其记录的混乱。
（古代文献中的“相思子”是红豆的异名，是一种高大乔木，实为“海红豆”，而今人所编植物学著作中的“相思子”是俗名“鸡母珠”的缠绕藤本植物，植物学上的名称和历史文献中的名称不相匹配，又造成了认知的混乱，增加了人们辨别真正“红豆”的难度。——本网注）
这里还要说明的，相思子（相思豆）是“红豆之异名”，但并不是说“红豆”与相思子等同。因为结出“相思子”的相思树，与植物学中的红豆树，并不是同一种植物。上引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明确指出:结“相思豆”的本体是“缠绕藤本”。同书对“红豆树”则又是一番描述：
乔木，高5～9米。羽状复叶长8～10厘米；小叶7～9……，长5～12厘米……。花冠白色或淡红色……荚果木质，扁平，圆形或椭圆形，……有种子1～2粒，种子红色，光亮，近圆形，长1.3～2厘米，种脐长约8毫米。……生河旁或林边。木材坚硬且有斑纹，可作雕刻材料。
况且，同一“红豆树属”的，还有光叶红豆、软荚红豆、木荚红豆、长脐红豆、海红豆（误，海红豆为“海红豆属”——本网注）和“花榈木”（俗称花梨木)等等。
然而，相思树也好，红豆树也罢，它们在结的种子颜色则是一样的——“红色”(尽管豆体稍有区别)。自古以来，红色在中国人心里是代表瑞兆，象征吉祥与美好，因此人们逐步地把负载爱情与相思的象托寓物范围从“相思子”扩大到整个的“红豆”。这种使用的扩大，应该说是唐代以后。也就是说唐人眼里的“红豆”与后世是有所不同的。所以，今天我们来解释“什么是红豆”的话，下面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：
“红豆，是红豆树、海红豆及相思子等植物种子的统称。”
三、“红豆”产地从岭南至长江以南扩展
唐及唐以前文献记载上的“红豆树”(相思子)的产地究竟在哪里呢？南朝梁武帝在《欢闻歌》里曾发出“南有相思木，合影复同心”感慨。王维《相思》又来个“红豆生南国”，都没有说出它的确切范围。因王维这篇名诗牵动亿万人的情感，后世不少人对“南国”的具体范围进行过考证。学术界一般公认明人李时珍“相思子生岭南”这一论断比较正确，为之后一批工具书所沿用。所谓“岭南”，还是泛称，古人又叫它“岭外”、“岭表”，具体地说它是“指五岭山以南地区，包括广东、广西地区。”广西是相思子“红豆”的盛产地，桂林、南宁、百色地区均有丰富的资源，“以田阳、百色、扶绥、隆安、宁明、崇左及玉林地区最多。”现代植物学界认为产地已超过这一地域:“(相思子)分布于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”，还说“热带地区广布”。
据笔者多年调查与考证，“红豆”(相思子)的产地范围又远有扩展，它不仅包括海南、贵州、四川、福建，甚至还得包括江西、安徽、江苏等地。不过，这种“扩展”的北限，只是到长江南岸，并非跨江而过，就是说“红豆”(相思子)的产地“南国”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已由“岭南”向北延伸到长江。
这里有必要向读者说清楚的是：凡非“岭南”之地的“红豆”(相思子)，大抵都不是现生地原有的“土著居民”，而是历史上从“岭南”甚至更远的“南国”迁来的“客家”。例如，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江苏“常熟红豆”中的白茆(港)芙蓉村红豆，“系明代嘉靖年间山东按察司副使顾玉柱之子顾耿光，从海南岛植入”的；安徽江南泾县“茂林红豆”则是历史上苏禄国(今菲律宾)的远方“来客”，而古徽州歙县“富场红豆”，也是经先人之手辗转从南方到这里的“外来户”。笔者调查后认为，今存的这些“外来户”中，当数江苏的“常熟红豆”、“江阴红豆”显得最有气势，最为茂盛，最具风彩。
四、“红豆”风俗在唐代的兴盛及原因
唐代王维之所以写“红豆”为内容的《相思》诗，是因为现实中有以“红豆”寄托相思风俗的存在，而他这首诗的出现脍炙人口，反过来又推进了这种民俗事象的流传和演进。
自从王维的《相思》诗出现，立刻引起文坛的乐道和民间的普遍欢迎，诗句经乐工谱曲成为歌词，经过梨园弟子的反复演唱，顿时显示出巨大的艺术魔力。王维既是著名诗人又是音乐家，梨园弟子们十分喜爱他的诗句歌词，这首诗又是赠给著名歌唱家和演奏家李龟年的，就更加具备了在朝野宣扬和传播的条件。据文献记载，天宝之乱后，李龟年长期流落江南，“经常为人演唱，听者无不动容”。从“听者无不动容”文字中，即可想象出《相思》诗在社会上的感染力度。
正因为这“红豆”诗的感染力度的影响，致使当时诗坛不少人也效仿王维，拿起笔，写起“红豆”诗来，象韩偓、路德延、温庭筠等，都有此类诗的问世，而且写得各具特色。
比如韩偓的《玉合》:
罗囊绣两凤凰，玉合雕双鸂鶒。
中有兰膏渍红豆，每回拈着长相忆。
长相忆，经几春？人怅望，香氤氲。
开缄不见新书迹，带粉犹残旧泪痕。
这是位多情女子，以“兰膏”渍成的红豆，寄托她远方“不见新书迹”的情人无限相思!
路德延也算是写“红豆”诗的行家，在他的长诗《小儿》中，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勾勒出一位少女种种娱乐生活伴随她成长的过程，其中就有“宝箧拏红豆，妆奁拾翠钿”句，反映出“红豆”在唐代已成为婚前女子闺阁中的心爱玩物。
若论“红豆”相思诗在王维之后作得最光彩的，当数唐末诗人温庭筠，先看他的《锦城曲》:
蜀山攒黛留晴雪，簝笋蕨芽萦九折。
江风吹巧剪霞绡，花上千枝杜鹃血。
杜鹃飞入岩下丛，夜叫思归山月中。
巴水漾情情不尽，文君织得春机红。
怨魄未归芳草死，江头学种相思子。
树成寄与望乡人，白帝荒城五千里。
“江头学种相思子，树成寄与望乡人”，小小的“红豆”(相思子)托起了居家女子对离乡情人渗透血泪的生死之间阴阳两界的爱恋情、相思忆！
再看他的《新添声杨柳枝词》:
井底点灯深烛伊，共郎长行莫围棋。
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
这词中，巧妙地运用中国人传统的谐音和比喻手法，以“深烛伊”谐“深嘱你”，以“莫围棋”谐“莫违期”，用爱情信物“红豆”嵌在骰子里，比喻“相思”的“入骨”程度，刻划出一位女子对远行郎君的嘱咐和期望，嘱咐他不要忘记按期归来，不要忘记她与他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，写得是如此深沉、感人!
“红豆”相思在唐代文坛的兴盛，更加体现出王维作为“‘红豆’入诗第一人”开创性作用的深远。
但是从整个大局看，唐代“红豆”相思诗的兴盛，在肯定王维的贡献同时，更应当看到唐代文人之所以敢毫无顾忌地描绘真切的相思之情，那样潇洒坦露地大写寄托相思的“红豆”，正是唐王朝政治稳定、经济发达、对外开放兴盛局势在民俗上的折射，加之陇西李氏家族创建的唐帝国，受封建礼制思想的束缚远比中原内地少得多，中外政治、经济上的交往和文化交流，更是推波助澜式地造就了民间社会生活较为开放的态势。唐之后，这种态势迅速衰败，尤其是程、朱理学出现和弥漫，元、明、清三代，以寄托相思之情的“红豆”诗，在文坛就逐渐衰微，甚至烟消云散了。
五、唐之后“红豆”风俗的艰难继承
爱情与相思，是人生道路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是以封建礼制和行政手段绝对禁止不了的。以“红豆”寄托相思一旦形成社会习俗，成为一种民间喜闻乐见的众人接受的表达感情方式，也是难以禁绝的。人们采用各种办法，把这种民俗事象传承下去。
传承的“办法”之一种，就是对“相思子”树木的栽植和保护。历史文献中留下了不少有关官宦人物和文坛大家这方面的轶事。今天江苏常熟的4株200年以上的红豆树，其中之一虚廓园的那株400年以上年轮的，则是明代文坛名人钱岱所植。钱岱喜爱王维的“红豆”诗，到喜爱王维诗中的“红豆”，再到喜爱及王维心爱的居屋。王维晚年得宋之问“辋川别业”，别号“辋川”先生。钱岱“依葫芦画瓢”，也将自己营建的林园，称之为“小辋川”，并在园中植红豆树，以寄托对王维的“相思”之情。常熟白茆港芙蓉村红豆，原系明嘉靖山东按察司副使顾玉柱的公子顾耿光从海南岛移来，并将其园林命名为“红豆庄”。时至明王朝中央政权灭亡，“红豆庄”也易主人，被前东林党宗主、时为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钱谦益(牧斋)以巨款购去。钱氏为表达他与出身青楼女才子柳如是(河东君)的深切“相思”之情，还于此经营新居，成为“红颜”(柳)、“白首(钱)的共守处。江苏江阴顾山镇“红豆院”中的红豆树，据说当地人们为了保护这棵树，附会出此树乃南朝梁昭明太子手植。为表达这种“相思”之情的天长地久，人们将这个村庄，名之曰“红豆村”，表现出对封建禁锢思想的抗争。清朝后期，广西一些愚昧而又顽固坚持封建礼制桎梏的地方官，严格禁止民间青年自由恋爱活动，在“横扫”歌圩的同时，编造出“红豆树”是邪恶树的谎言，说凡红豆树结子丰硕的年份，庄稼必然遭灾、歉收，企图砍光红豆树。为保护桂林市南郊雁山镇“雁山红豆”，时任两广总督的壮族人岑春煊，买下了红豆所在地的“雁山别墅”，使濒临绝迹的“桂林红豆”得以传承。因岑氏籍贯广西西林，直到民国间世人还辟此地为“西林公园”。广西南宁、百色的红豆树，也是在名人保护下得以生长至今。
传承之二，是对“红豆”的采撷和珍藏。王维诗中指出“红豆”“此物最相思”，“劝君多采撷”，好像起到了巨大的点拨、诱导作用，形成上千年来采撷、珍藏红豆的民俗民风。情深谊厚的友朋、恋人间互赠红豆，以托相思与爱情，这种珍藏，往往几十年甚至一辈子，或者传给后人。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卓越学者陈寅恪先生，就有一段甚有意思的文坛佳话：抗战以前，陈先生读过明人钱谦益的《牧斋诗集》，匆匆读诵，对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因缘诗，并未留下深刻印象，抗战兴起，陈氏就教于西南联大，偶从书摊主人手中“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红豆一粒”，就是这粒红豆，促使他有了“笺释钱、柳因缘诗之意”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种心愿越来越强烈，廿年后，他“适发旧箧，此豆尚存”，还特地作了一首《咏红豆》诗，中有“灰劫昆明红豆在，相思廿载待今酬”。晚年10年中，先生“几乎每天都在写作〈柳如是别传〉。”学术界评价“这部皇皇80万言巨著，以名妓柳如是为线索，论述了明清之际的重大事件，引用大量诗文材料，考释入微，有很多地方发前人所未发，应是陈先生的学术结晶。”足见“一粒红豆”所激起的精神威力！清代时民间还常以“红豆”撰成联语，悬于书斋，以增雅趣，如“书似青山常乱叠，灯如红豆最相思”、“名士青衫千日酒，故人红豆两家灯”，显得极为豪宕而又有情挚。
六、“红豆”风俗传承中的佛、道特色
笔者在考察、“采撷”红豆风俗传承情况过程中，发现一种奇异的历史现象：
一是红豆的处境。不少地方，凡有“红豆”树生长，附近都有一座或几座寺庙的遗址或废墟。如江阴顾山镇、安徽泾县茂林、歙县富场，都是这样。江阴顾山镇的红豆树旁，历史上有个尼姑庵。传说有位小姐因婚姻不遂心愿，一恨之下就在此削发为尼。可是，她人在庵堂，心还思恋着情人，便借默默地浇灌这株红豆树来寄托相思之情。每逢红豆收获季节，她一边采撷一边悲伤，流下的泪珠却都是血，不久便死了。从此，这红豆树长得越来越茂盛，红豆也变得粒大饱满，殷红透亮。因此，“人们把庵堂称为红豆庵，村子也改为红豆村”。至民国年间，“附近的年轻人，一旦在爱情上不顺遂，都会悄悄地来到红豆庵焚香点烛，祈求成全他们的姻缘”。
二是对“红豆”的称谓。有的地方并不称作“红豆”、“相思子”、“鸳鸯豆”或其它名称，而是广泛地称它为“娑罗豆”。因之树也呼为“娑罗树”、树周的园林叫做“娑罗园”或“娑罗院”，如安徽歙县富场红豆处就是个典型。
上述说明，“红豆”相思之俗，好像有些与佛门“粘连”，似乎这中间含有“佛”气。勿需解释，寺与庵场是佛门的传布之地和僧尼的居所，而“娑罗”二字，乃佛家语。历史上也确有一种属龙脑香料科的常绿乔木为“娑罗树”，宋代《太平御览》所引《魏五花木志》上，叫它“大娑罗”。佛教传说佛主释迦牟尼即是在拘尸那城边娑罗树下涅槃的。这种树还有个特点:四方各生两株，所以又有“娑罗双树”和“娑罗林”的称呼。因此树与佛主有生死之缘，寺庙前也就多植有此树。
据唐人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，中国在魏、晋时，即开始了寺庙前栽植娑罗树的历史。还说巴陵有一寺僧房下的娑罗树，曾在南朝宋“元嘉(424～453)初年，开出一花如莲”，到唐天宝(742～755)初年，就有地方官以娑罗枝200茎为贡品，进呈朝廷，并进言说这种树“特为奇绝，不庇凡草，不止恶虫，耸干无惭于松柏，成荫不愧于桃李”，还讲所贡树枝“布叶垂荫，邻月中之丹桂；连枝接影，对天上之白榆。”“月中之丹桂”是神树，“天上白榆”乃是星座，人们把红豆树植于寺庙充当“娑罗树”，立刻身价倍增，与佛祖结缘的“佛”树，谁敢毁坏它？红豆树也就以“娑罗”名，得到了安然保护。
再者，凡人进入“佛门”，成为寺中僧人或居士，称之“结缘”，开始了从凡人到佛境的过“度”期。《妙法莲花经》对此过程专门做过解说:想往“度”入佛境“天堂”的人，必须得到佛的引导和赐予。这种“赐予”包括精神上的佛门经典的灌输，也有物质上的“实在物”。这“实在物”通常就是寺前树上所结的“娑罗豆”，赐“豆”之外，有的还分吃食用豆。这“赐”与“吃”，一般均在佛生日那一天——农历四月初八来进行。这种豆，佛门称之“结缘豆”。清代阙名《燕台口号一百首》:“香会逢春设戏筵，分尝豆子结良缘”，说的就是饱含青春激情年轻男女，通过佛门的香会，得到了“最相思”的情感载体红豆，达到了“喜结良缘”的目的。
佛门说“因缘”，凡间讲“姻缘”。在封建制度禁锢男女恋爱和私下相思的环境下，聪明的中国人巧妙地运用了“遮眼法”，借佛门之手，达到了“姻缘”的完成。以“俗”与“佛”搭界，俗、佛“融合”，充分反映出唐以后“红豆”风俗传承中的一大“中国特色”。
更奇特地，有的民间在强化“红豆”相思之风的运用上，千奇百怪：
相思子(红豆)五个，妇人头发五钱，乳汁五钱，和成剂，作四十九丸，瓷器盛，祭于六甲坛下，脚踏魁罡二字，右手雷印，左手剑诀，取东方气一口，念‘相思咒’七遍，焚符一道，剪药丸日服一丸，服止为度……从此爱恋密浓，千思万想，时刻不能下也。
这里面，明显混杂着神秘的民间“道术”。
“红豆”相思风俗，在漫长的传承中，与佛门“娑罗豆”的替代、与道家法术的掺揽，正是与中国儒、释、道融合的传统思想、文化特色相吻合、相协调。
七、新时期“红豆”风俗的演进
在有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古老文明中国，“红豆”相思之俗，不仅是汉族，而且是高山族、黎族、壮族以及其他各兄弟民族的共同风俗、一致的爱好。“红豆”风俗更在进行新的时代演进。凡有“红豆”的产地，对旧有的红豆园、红豆院、红豆馆、红豆庵、红豆书院等遗址遗迹，大都进行修复，有的还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，得到了妥善保护。这些地方，大部分均开发为对游人开放的旅游区，像江阴顾山镇红豆村的“红豆院”内廊壁间，陈列着各种红豆实物，供游人观赏、购买，墙壁上雕刻着王维及王维以后的知名人士的有关“红豆”的诗文，为“红豆”风俗增添了深厚的文化韵味。
红豆“相思”民俗事象，属于精神文明范畴，以红豆象征、寄托“相思”的“红豆”诗，则是文化的组成部分。只要有人类在，有相思在，有象征、寄托相思和爱情之物的民俗事象在，就会有“红豆”相思的诗文在。王维的这首《相思》诗，将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、繁荣，永远的传承和演进，组成这首诗主要内容的“红豆”也将在中国人的心灵里万古千秋，永恒存在。
